研读了大顺这边流传过来的书籍后,也做出了清醒的判断。
大顺能搞实学的本质,是开国之初,鉴于前朝教训,以勋贵和良家子来平衡科举文官,搞出来了一套武德宫内的实学体系,包括几何学、天文学等等,这都是有基础的。
大顺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党争,因为不过都是皇帝的棋子。
实学不是儒家自己搞的,所以也就不存在学派党争的问题。
这个问题,在大顺的实质,是皇权和士大夫文官之间的角力。
这不是党争。
但朝鲜国是不同的,朝鲜国不能像大顺一样搞出来一个依附皇权的军事集团,所以只能以党争的形式出现。
那么,朝鲜能全面学大顺吗?
废话,当然不行。
大顺周边全都是潜在敌人,罗刹、准噶尔、缅甸、雪山、西域、日本、南洋,自然可以保持一支有意义的军官团,作为皇权的统治基础。
然而朝鲜弄出一个专业的军事勋贵集团,是想干啥?是准备跨过鸭绿江啊,还是准备收复釜山港?
自卫?千秋僭越一朝称臣之后,周边有啥威胁?西洋人的军舰,连马六甲都过不了,你搞军事勋贵,不是准备“帝出乎震”吧?
真搞这种军事贵族的制衡和加强王权,宗主国就会第一时间支持士大夫,换个人上去当朝鲜王。
那么,完全文官体系的朝鲜就陷入了一个怪圈。
不搞实学,朝鲜肯定要完,全面的农民起义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
搞实学,必然党争。
党争,激进派必然被毁灭。
所以,星湖学派必须自己搞清党,把学派中的激进派,全都扔出去。
但,不管是李瀷还是安鼎福都明白,激进派才是最后的希望。
所以,李瀷提出,让激进派的弟子,去大顺看看,去哪里寻找儒学的答案。
去看看真正的大顺,是怎么解决这一切问题的;去学习那些真正的实学学问;去利用大顺那边现成的儒学改革派学问,寻找自身的救国之路。
学派内的温和派、和稀泥派,坚守本土,以党争对党争,不要让旧党赶尽杀绝,保持朝堂上的力量。
而激进的少壮派,走出去,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因为下一场党争即将到来,这几乎是朝中的共识了。
又因为《皇明通纪》文字狱事件,导致了朝鲜王朝对于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件事,极端警惕,走正常路线是不可能的。
所以,权哲身等星湖学派的少壮派,只能通过偷渡的方式——一般来说,是在仁川、釜山等地的大顺商馆的伙计,若有病死,则顶替身份,乘坐货船前往大顺。
这是有专门产业链的。
一些干这一行的大顺蛇头,直接花钱买命,故意弄死一些人,空出来身份卖钱,也算是大顺特色的死魂灵了。
花得起钱润大顺的,最起码都得是士大夫,钱还是出得起的,有买卖就有杀害。底层也不是没有跑的,但都是做奴隶,去种植园,或者自发过江去东北种大米种黄豆。
至于为什么这么顺滑地思变,因为大顺是文化母国。
文化母国的自发变革,作为藩属,自然毫无滞涩地一部分有识之士会选择去学习。这和西洋入侵还不一样,至少对朝鲜国来说,很不一样。
权哲身就这样,乘坐了黑船,然后出了事,以自己顶替的姓赵的身份,来到了这艘客船上。
他的第一个目标,不是去看看已经变革的松江府。
而是去往淮南。
因为大顺的实学派、泰州学派的残余、颜李学派的南传弟子等,在盐政改革中,合力买了淮南好大一块地。
希望依靠乡约、学校、道德、伦理、分斋教育、教化、爱,去尝试一条和刘钰改革截然不同的复古三代的道路。
对李瀷而言,那才是自己人,才是最值得去看看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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