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的体系。
没有后世的注解、体系、道统、整理,周孔之学是干巴巴的,不能作为下到黎民道德、上到宇宙道统的完整体系的。
这正是当初毛奇龄、李塨等人的担心之处。所以当初才会警觉无比,认为这是可能会【扬矢周孔】。
纯粹的周孔之学,是立不住的。甚至在战国时期就立不住了,最后是融合了诸子百家进行了自我修正,才算是站住了。
考证,会让很多东西,被考证出来那压根不是真正的周孔之学,而后世的体系很多都是依托那些东西搞出来的——继续考证,问题越来越多,《尚书》已经出事了;早在东汉,何休就怀疑,《周礼》压根就不是周公所做,纯粹是“六国阴谋之书”;到后期,更是怀疑纯是王莽改制时候自己编的,《周礼》根本就是“三流书不配为经”——其实很多人都明白,只靠基本圣经,撑不起整个封建时代。
那么,依照“六国阴谋之书、韩申之学”的《周礼》而变法的王安石;重视虞廷十六字诀而创学的陆、王;曲改先贤本意、糅杂佛心的程朱……这些人,要不要开除他们儒籍?
还是说,他们所做的一切,都是“时代所需”,秉持的还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真正大儒?
若是时代所需,那么时代在变,儒学要不要变?
俱往矣,如今的情况,如今的现实,又是王、程、朱、陆、叶、陈等等都无法解决的。
这种情况下,是否可以通过孔孟的“只言片语”、“断章取义”,来创建新的、时代所需求的“义理”?
断章取义,本来就是圣人所用的办法。圣人讲诗,不也是断章而取其义吗?
那么,这义怎么取?
就像这些食物的出现、流行,里面自有一些规律,必有一些原因。
那么,是否可以从历史、地理、现实、盛衰、天文、自然中,总结出这种类似的规律呢?
更近一点说,江苏的富庶,是否能够总结出其中的规律和原因,并且推之于全国?
使得天下百姓,达情遂欲,先富后教,而王道备呢?
这种想法,对于来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的权哲身而言,是非常有吸引力的。
可对孟松麓而言,心里肯定是十分矛盾的。他的老师,以及学派的一些人,搞得那个乡约乡贤村社的尝试,败的一塌糊涂。
以至于孟松麓的内心,其实已经有所动摇,觉得自己学派搞得这一套东西,好像大概真的走不通。
是自己这边走错路了。
不过他也算是君子了,道德还是有的,他倒是也不否认这些年改革带来的好处,否则他也不会向权哲身推荐这本野心勃勃的小册子了。
只是,权哲身固然在之后前往南通的途中,和孟松麓相谈甚欢、大受震撼。
但等到了南通之后,权哲身渐渐体会了一些孟松麓根本无法体会到的东西。
他们抵达南通的时候,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刚刚通航,大量的船只堆积在天生港。
孟松麓不无自豪地就随口说了句。
“自改革以来,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南通,如今繁华竟胜扬、淮。原本耕为主业、织为副业。而今许多家庭,已是织为主、耕为副。一月所织,数十人所穿。”
“赵兄看到这些船了吗?都是往来南通运布的。布换粮米,百姓多得其益。”
权哲身看着那些正在装布的船,并不能感受到孟松麓那种内心不自觉的自豪,反而苦叹道:“这些布,卖到我国,我国纺布之辈,尽皆失业,无以谋生。军布之税,良人又不能不缴。辛苦种出稻米,尽数全到了上国百姓口中,我国国人耕者竟不能食米,反倒是上国传来的种甘薯的手段行于全国。一亩田,半亩为稻纳米纳布、半亩甘薯自食为餐。”
“吾师言:本国之困,自兴公伐日开埠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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