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催生出来的。
反过来,如果没有英国的极致重商主义,那么就不会催生出自由贸易;如果没有法国的科尔贝尔主义,那么就不会催生出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论。
大顺也一样。
因为大顺对经济管的太少、甚至可以说之前吊毛都不管——这和蒙元对于地方的控制一样,可以认为说,这是项技术活,想管,但是没这能力,也管不明白。
但是,论迹的话,就是没管。
于是才催生出了浓厚的周礼学复古、荆公新学的复兴、盐铁论的再议。
《易·丰》言:日中则昃,月盈则食,天地盈虚,与时消息。
《吕氏春秋》言:全则必缺,极则必反,盈则必亏。
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国富论,是对英国极端重商主义的物极必反。
自然秩序论,是对法国科尔贝尔主义的全则必缺。
同样的,大顺这边的周礼学复古、霸道复兴、盐铁论再议,也是对明晚期开始的经济完全放任的盈则必亏。
这是大背景。
而具体到小环境,那就是废漕改海,导致了传说中沧海桑田的变迁,在短短二三十年内出现。
在这种情况下,大顺的所谓精英阶层,怎么可能不把问题,往“物流成本”上想?
物流成本,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面临的问题?
是。
那么,物流成本,是不是大顺继续发展、资本主义继续萌芽成长唯一要解决的问题?
不是。
那为什么实学派里,不管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,都在盯着这个问题?都试图去解决刘玉说的“穷的去不起、资本不肯去”的问题?
因为,这个问题,是在废漕改海后的经济学启蒙运动中,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。
没有学问,是一蹴而就的。
亚当·斯密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,不也只是提出了“绝对优势”,直到谷物法问题后这个问题无法解释了,才有李嘉图补充发展出来了“相对优势”?
大顺这边的经济学启蒙运动,也是一样的。
残缺的。
片面的。
需要补完的。
但,社会存在,决定社会意识;经济基础,决定上层建筑。
在继续发展、补完之前,大顺终究还是要继续塑造可以发现新问题的经济基础、塑造可以产生新的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。
自由贸易的思潮,产生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。
并且,是因为国家之间的贸易,存在关税保护、重商主义、国内政策性保护等。
所以,可以这么说,自由贸易理论,在大顺,压根不可能自己出现。
除非有一天,大顺搞出来贸易逆差了、搞出来关税保护了、搞出来产业扶植了。
否则,这东西,在大顺压根不可能出现。
反过来,也一样。
亚当·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,在1760年,指导了英国经济的运行吗?
并没有。
相反,他的学说,虽是显学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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