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心脏移植手术。
心脏移植手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型手术,这样的手术全国每年会有上百例,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患有严重心脏病等待做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足有上万人。
之所以会形成数量上的巨大反差,是因为两个障碍。
第一个障碍:心脏移植手术费用特别高,一般的家庭承受不起。
第二个,也是最主要的障碍:器官捐赠者太少,而且需要经过配型,如果配型不成功也无法移植。
付仁家有的是钱,第一个对他来说完全不成问题,但要找一个合适配型的心脏,而且要等到这个捐赠者离世才能动手术,实在太过困难。
付仁为了给女儿祈福全家集体信佛,不仅仅整日祷告,而且还不停地向一些慈善机构捐赠财物。
汶川大地震时他的公司一共捐款两百万,其中只有三十多万是员工捐赠的,剩下的一百六十多万则是他个人补足。
认识付仁的都会说他不仅仅是个好企业家,也是个好人,付静的主治医生于医生也这么认为。
或许是被这家人的虔诚感动了上天,不久之前,终于找到了一个配型成功的捐赠者,据捐赠者本人说他患有严重的肾病,最多再活两个月,他愿意在死后捐出心脏延续付静的生命。
今天一早于医生接到付仁电话的,说捐献者已经濒临死亡,要他准备手术,于医生连忙安排好了一切,就等着付仁将捐赠者送过来。
果然几个小时之后,捐赠者被送过来了,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从后座抬下来的“死者”。
当时于医生有很多疑问,比如付仁不是医生,他怎么判断捐献者濒临死亡的?心脏移植手术的配型很严谨,之前为什么不在他们医院做?
不仅如此,现在这样的流程也极不符合规范,正常的心脏移植手术要远比这个流程更为复杂。
但病人的安危最重要,于医生没有时间去过多询问付仁,只当场征询了捐赠者父亲(车上下来的另外一个年长男子)的意见,男子沉痛的表示尊重儿子生前的遗愿,同意捐献器官,并拿出一份儿子生前签署好的“捐赠志愿书”,上面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。
于医生查看了年长男子提供的证件后,证实了他和死者确属父子关系,便放下心来,不再迟疑马上动手术。
手术非常成功,筋疲力尽的于医生刚刚回到办公室准备休息一下,却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。
这个同事是留下来处理捐赠者遗体的,他只说了短短一句话,就让于医生惊讶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!
同事说:“老于,我们摊上大事了,捐赠者不是自然死亡,很可能是被谋杀!”
(因为这个事件比较曲折,回家之后花了一些时间捋清了这个事件的脉络,今天只能先更新一章,和朋友们说声抱歉了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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