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是以宋学经世理念为指导,以理学“内圣外王之道”为依据的社会变革实践活动。
宋代理学从二程到朱熹、陆九渊,都是希望统治者能做到“内圣外王”的教化目标,但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冲突,以及南宋末期统治者偏安江南,苟且偷安的现状,促使了理学完全转向内省、收敛的教化方向。尽管如此,在宋朝民族危机、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,宋代文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教化思想,又转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,鼓舞激励着有识之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,勇于担负起民族危机的责任和使命,担当起建功立业的历史重担,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喊出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肺腑之言,正是这种人文教化精神的突出表现。
宋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。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,像欧阳修、梅尧臣、苏氏父子、黄庭坚等等,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。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,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。可以说,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。
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。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(甚至并不主要是)依据考试成绩来取舍的,家庭的背景,个人的声誉,同权势人物的关系,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。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,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,除考试之外的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。同时,宋代的科举规模扩大了,朝廷因此大量增设了官职,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;进士及第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“殿试”考选,显示了君权所具有的绝对权威;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条路。凡此种种,从积极方面来看,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,一个人,不管其门第、乡里、贫富如何,都可能“学而优则仕”,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。再说,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对宽松。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,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,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,不必过分追究。宋代士人好发牢骚,好议论天下大事、道德人心,甚至还好聚众示威,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、党同伐异,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,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。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。长久以来,“寒士”们的人生向往,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。
但从另一方面来看,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。宋代文人几乎只有经过科举获得官位,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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